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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四伍：对以往仓储研究的两点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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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选自《清代仓储的制度困境与救灾实践》结论。作者基于对清代仓储及其近代转变的实践考察，提出应重新审视仓储与官僚机器的关系，以及仓储与近代国家管理方式的关系。吴四伍，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基于对清代仓储及其近代转变的实践考察，可以对以往仓储研究的两个重要论点做出新的解释。一是仓储与官僚机器的关系，二是仓储与近代国家管理方式的关系。
传统官僚机器运作效率低下
对传统仓储经营内在矛盾的讨论，使得我们对于传统社会中官僚机器的运作效率有一个新的认识。魏丕信等提出“压力系统说”，认为清代仓储存储损耗的巨大压力构成清代官僚系统的强大动力，伴随严密的审查制度，依靠清代官员的积极精神，使得仓储工作达到一个让人称赞的水准，由此反映了清代官僚机器的高效。从本书的实证分析来看看，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本书通过对清代传统仓储的经营效果以及江南新式积谷仓储的考察，认为清代仓储的损耗压力的确存在，但是清代官员在近代以前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这一压力。相反是官员参与仓储管理，尤其是官员主导粮食市场交易，使得仓储的传统经营获利甚微，陷入一种以官营仓、仓亏库空的困境。官员参与仓储并非仓储的福音，而是仓储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传统仓储工作不能反映清代官僚机器的高效，只能反映传统社会中政治嵌入整个社会的非正常状态。换句话说，传统仓储经营绩效反映的不是官僚机器高效，而是其低效。
来自传统常平仓、社仓经营盈利的历史事实，以及仓储风险的考察证明传统仓储的利润获取艰难，风险较大。而新式积谷仓储的发展却证明，只有实施新的投资方式，突破原有“以仓养仓”模式，通过置田等其他投资方式获得大量稳定的利润来源才能摆脱仓储原有的经营困境。对于传统仓储来说，它们投资盈利的范围始终局限在粮食贸易，粮食的贸易又牢牢地控制在官吏手中，加上无处不在的市场风险，使得传统仓储粮食交易的利润率很低，很难维持仓储本身的运营。
清代官吏始终在进行一项入不敷出，风险大于激励的工作，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受到极大的抑制。特别是，正常的粮食交易行为得不到足够的利润，而获得充足的利润的交易往往又不合法，使得清代官吏对于仓储的买补视为畏途。清代官僚粮食交易速度减慢和规模的缩小又势必增加其存储的期限，增加其损耗的数量，因而整个仓储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困境。
以清代官吏来直接完成仓储粮食的交易，本来是仓储制度设计的重大缺陷。官府动用社会力量，包括捐纳行为能够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粮食，但是维持这样庞大的粮食存储会造成巨大的粮食损耗。仅仅寄托于仓储本身的交易行为，显然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中央政府将仓储的亏空往往定义为官员的失职，将这种负担完全转移到地方官员，官员们只能越积越亏，越亏越重。
不能否认某些杰出官员凭借个人能力能够在特定时段内完成仓储任务，如陈宏谋的仓储工作、那彦成的直隶救灾表现出较高的救济效果。但是从全国范围的普遍情况来看，他们无疑只是个例，而不是普遍的现象。就如同仓储的粮食交易，存在某次巨额的盈利，但更多的是赔累。即使每次交易获利的同时，也伴随赔累的巨大风险。制度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仓储依靠粮食交易所获取利润的有限，也决定了它永远不能像粮店那样盈利，况且粮店和粮食商人也存在亏本的可能。
清代官吏参与仓储管理，主导市粮食市场交易，是仓储运行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将粮食的买卖纳入官僚系统的运作，从仓储本身的组织来看，这是一个管理严密化的趋势。但是官僚机器进入市场，本身对市场反应迟缓，对市场风险的难以规避使得粮食工作的效率日渐下降。因为粮食交易的下降，仓储效率的减退，又增加了官僚系统的难度。可以这么说，官吏的参与是传统仓储出现困境的内在原因。同样，仓储工作纳入官僚系统也成为官僚系统本身进一步衰败的重要原因。
魏丕信他们看到了清代官员所承受的仓储压力，更相信清代的官僚系统本身健全，能够将这种压力转为动力，从而取得不俗的成绩，进而证明官僚机器的高效。而本书仓储经营方式的考察，重在证明传统仓储始终没有解决盈利的问题。诚如第一章中有关常平仓、社仓或义仓的经营盈利所考证结果那样，仓储本身参与粮食交易获得的利润有限，使得仓储工作呈现一个只亏不盈的窘境，无疑成为官僚系统一个难以解决的负担。仓储系统困境解决的糟糕，有力地证明清代官僚系统运作效率的低下。
事实上，传统仓储的运行出现困境并不在于其固定的存储损耗压力，而在于其经营盈利的有限。传统仓储的运行状态并不理想，远没有达到发挥官员主动性的地步，相反极大束缚仓储的自身管理。传统仓储之所以盈利状况欠佳，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仓储的盈利范围始终在粮食流通，没有转向别的方式、别的领域寻求利润的赢取。二是仓储的管理权力大多掌握在官吏手中，官僚系统与市场机制的内在矛盾使得官员处于一种利益刺激不够，风险成本较大的尴尬经营状态。
从经营方式来看，传统仓储的核心理念是以流通应对存储压力，希望通过市场交易获取利润，以此应对仓储损耗，维持仓储经营。具体来说，常平仓实施推陈出新，社仓、义仓推行春借秋还。这是仓储经营的两种基本形式。在制度设计者看来，常平仓贵粜贱籴，利用季节性价格波动的差异获取高额利润；而社仓则是春借秋还，收取息谷。两者均能通过粮食的交易或借贷获取利润，弥补仓储损失和经营费用。不过从清代仓储的实践来看，两者的实际利润却大打折扣。就常平仓来说，仓储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必须面对商人、农民等竞争，加上价格的不确定以及市场的风险，考虑仓储贩卖的运费，陈粮的折扣，这一切都使得常平仓的经营大多获利甚微。更有部分常平仓，买卖入不敷出，亏空常有。对于社仓而言，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借贷率，一方面是富裕的农民地主不需要借贷，而另一方面是贫困民众往往生产有限，有借无还。加上仓储借贷手续烦琐、时间固定，往往不能便利农民。整体来说，社仓的利润也是相对有限。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仓规模一般较小，谷本并不充足，这也影响其利润的积累。因而，仓储经营实践中的微利或无利可图，使得原来制度设计中的以流通应对存储压力的计划落空。仓储的经营者基于自身考虑，更多的选择存钱不存谷，或存谷不粜谷的策略，最终导致仓储的空虚或腐坏。仓储从兴盛走向衰落，外部因素如缺乏国家财力支持等固然重要，但其经营本身的制度性桎梏却不容忽视。在仓储制度制定者看来，仓储经营更多的是一个类似粮仓性质的盈利性经济组织。而在仓储的实践中，仓储虽然存在盈利的可能，但市场的风险、过高的成本使得这种盈利极为有限。但是仓储的存储压力似乎并不能减少，这样仓储的运作陷入制度设计和实践运作的相互矛盾之中，往往初期办理有效，逐渐走向衰退。
从经营的主体来看，传统仓储运行的最重要主体是官吏和官吏监督下的社长等。以官吏和官吏控制下的绅士来经营仓储，使之参与市场竞争，这也是仓储不能盈利的更深层原因。在古代政府和官员来看，小民不知储蓄，商民不可信赖，为民积储自然是官府经营。不过，由于官僚系统运作与市场内在运行机制的抵触，使得官吏参与市场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具体说来，从参与市场的激励机制来看，官员买卖粮食效率明显低于商人。尽管两者同时参与市场竞争，都是市场平等的竞争者，都是普通的利润追求者，不过官员在成为市场竞争者的同时，他还是官僚系统的普通一员。在上级官员，特别是皇帝和督抚看来，他们应该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并且在仓储的经营中获得利润，否则就是不称职，将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惩罚。在官僚系统中，官员是没有市场竞争失败者的概念。所以跟商人相比，州县官参与市场的风险更大。而从个人的收益来看，官吏也不如商人。在一次成功的市场交易后，商人所得利润理所当然地落入商人的钱包。但是官员即使在粮食的买卖中获得利润，也必须按数提交上司。对于官员来说，在承受市场风险的同时，却不能将收入部分纳入腰包。因为在官僚系统中，官吏们获得利润也不能算为自己收入。这样，官吏付出同等的劳动，却得不到同等的回报。在同样的风险下，同样的劳动开支和交易费用，官吏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恐怕很难和商人相比。
另外，官吏参与粮食市场的风险大于商人。对于资本雄厚的商人来说，适当的交易只是一次经济行为。而对于官员来说，其仓谷的交易实际上是经济需求和政治需求同时并存。如果出现采买不敷，虽然从理论上可以申请上级拨补，或者动用地方财政，但在实际中上司往往考虑地方财政的压力要求官员自己买补。仓谷买卖不敷，特别是自身无法买补赔累还会影响政治生命，多年科场、仕途努力获得的社会资本也会付之东流。以同样的利润为前提，官吏所进行市场交易的风险似乎更大。
从市场交易的经验与精力来看，官员也明显不如商人。一方面，作为商人，本身的职业决定其从事市场交易是每天的必修课。而对于官员来说，则有赶鸭子上架的味道，要求官员是一名只盈不亏的商人。事实上，官吏始终不能像纯粹的商人那样全身心的投入，去抓住瞬息万变的商业机会，去不惜一切的争取利润。因为县官还得处理其他政务，显然不是一个仓储的专门交易人员。
此外，官员参与市场的尴尬心态也值得重视。在市场交易中，官员只是普通的交易者。但是在社会中，官员却拥有尊贵地位，明显高于商人的身份。在很多低级市场，官吏往往是市场规则包括价格的制定者。在这种情况下，官员是否可以成为市场中特殊者呢？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官员一旦具有特殊性，本身平等的市场原则就会被打破，正常的市场交易就不存在。官员和民众进行的是一种非正常的商品交易。在这种情况下，官员是可以稳定地获得利益，或者有效地转移负担，但是违背了市场本身的原则，成为非法的获利。在封建社会中，派买和勒买是官员经常出现的行为，但它也是被官方禁止的。在市场竞争中，官员不能以特殊的身份进场，尽管这样的行为可能获得利润。但是如果不以特殊身份参与，官员就很难取得利润。官员面对市场风险的两难是，利用权威会毁坏市场，不利用权威就会在市场中失败。
官员参与市场的困境，就如同要求体育场中裁判同时兼任运动员一样，两者存在张力。仓储作为赈济的特定机构，如果要大幅度地赈济民众，使之获取实惠，就必须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粮食，尤其是低于市场价格出售。这样才能减轻灾害，救济贫民。每降低价格一分钱，对于贫民来说，就多获利一分钱。但是对于仓储本身来说，则是利润减少一分钱，或者亏损一分钱。仓储要救济民众，就需要卖出更多的低价粮食；而对于仓储自身来说，卖出更多的低价粮食则意味仓储买卖的盈利减少，或者亏损的增加。仓储本身的获利和社会的整体受益构成一个无法解开的矛盾。官员要想获得利润，就必须让渡自身经营的利润；而官员要服务社会，就必须增加自身的亏损。官员若参与市场，就会陷入一种既要充当裁判，同时又要充当运动员的荒唐境地。
总的说来，以流通应对存储，以官员参与市场，这样使得传统仓储的运行陷入困境，最终导致其衰落。传统仓储存在巨大的压力，但是清代官员却始终无法有效地予以解决。巨大的仓储规模并不能说明清代仓储的高效，因为其经营的效益不高，运作的风险很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结果是地方仓储的巨大亏空。它成为官员的沉重枷锁，最终又转移为农民的沉重负担。姑且不论官僚机器的其他表现，单从仓储制度的运行来看，其运作效率是比较低下的。
官绅合作与责任下移
在过去的仓储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是明清以来仓储的发展有力地证明了基层控制权下移这一趋势。它也回应了中国近代从传统到近代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的内生过程。陈春声、吴滔通过分析广东和江南仓储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尤其是陈春声更是着力探析基层组织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认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宗族等基层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是绅士又把市场运作视为一种手段，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稳定。这种社会性需要大于市场健康发展的经济性需要成为中国传统市场运作的最鲜明特点之一。简单地说，市场经济促进了基层组织的发展，但是基层组织的最终发展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经济需要。具体到仓储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了义仓等仓储的兴起，使得仓储的重心转移到基层，而仓储本身的发展却给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阻力。
通过对晚清江南仓储的实证研究，核心观点是，晚清仓储所发生的变化是常平仓、社仓日益衰落，新式的积谷仓日渐兴起，实现了经营和管理等方面的整体转变。陈春声看到各种仓类之间的变化，但对于两者的区别并未仔细考究，更多集中于举办绅士力量的变化。实际上，从仓类的发展来看，陈春声所强调的义仓的经营性以及绅权的扩大都成为新式积谷仓储的重要特性。可以说，陈春声所强调的清末广东的义仓也是本书所强调的积谷仓。对于仓类的变化，笔者对他的观点并无补充，需要补充的是仓储反映基层政权下移的问题。
本书认为绅士的权力在晚清以后获得扩大，广泛参与仓储等公益事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表征。但它并不能说明清代地方官府对基层控制的削弱，相反能够找到官府控制加强的趋势，只不过管理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从晚清江南仓储的转变来看，国家地方力量，特别是地方官吏和绅士同时活跃在仓储转型这一领域。更重要的是，官员的推动处于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从仓储的实际管理来看，晚清政府权力范围缩小。但是从仓储的社会绩效来看，清代政府却成功的动员了地方社会，用最少的统治成本完成了救荒这一社会安全工作。用最小的投入完成国家本应承担的公共服务，从统治的管理方式来看，晚清政府的行为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当然，这也是客观现实下无奈的举措。
事实上，从陈春声所收集的清末广东义仓材料也能看到官府的强有力。陈春声也承认当时诸多义仓，尤其是光绪年间修建的义仓主要的管理模式仍是“官倡绅办”。依据陈文所收集的清代广东义仓资料，将咸丰之后的义仓加以仔细统计可以发现，在其列表记录的35个义仓中，官绅捐办的达15个之多，更重要的是这类仓储都是县一级或省一级的重要仓储，其规模远大于其他设立于一乡一族中的义仓，其发生的社会效果和作用也不是后者所能比拟。那么在这类义仓管理中，官绅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是否就是如陈春声依据嘉应州团练局士绅的《义仓章程》所得出的结论那样，绅士对于仓储的管理就完全独立呢？陈文引用佛山义仓的例子证明官府不能对义仓进行有效监督，是有些不妥的。佛山义仓并不能归于清末广东的义仓，它更多的是一个特殊案例，其兴起与成熟的运营早在乾隆末年已经开始。更为重要的是，佛山义仓作为民办的义仓，始终对官府保持一种高度警惕的态度，因而官府对其并不监督，但这并不能证明整个清末官府对义仓的无法监管和干涉。事实上，在清末光绪年间广大义仓兴起的时候，佛山义仓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迫使绅士和地方官府进行协作。参见本书对佛山义仓的论述。相对以前的绅士权力来说有所扩大，但是相对以前的官府权力来说却没有削弱。
晚清江南仓储的演变证明了一种官绅合作加强，官绅权力都有扩张的态势，而不是简单地由官方管理转移到绅士管理的过程。这一特点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清末仓储建设中也可以证实。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仓储这一救灾的公共福利领域，晚清政府统治方式的改变。倡导地方力量的参与并不能说明晚清国家对地方控制的削弱，相反只是一种控制加强的表现。因为这些公益事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发展，绅士们更多的扮演一个跟政府分忧解难的角色，而不是分庭抗争的势力。它只不过是特定条件下政府处理仓储问题的一种特殊形式。仓储的发展，对于巩固晚清政府的统治无异于是一支强心针。这种福利领域绅权的扩大，或者对政府的制衡，本身并不能衍生对抗政府的力量，也不能形成推翻政府的基础，相反扮演了维护清代统治工具的角色。换句话说，绅士从政府手中分走的只是责任和义务，而不是权力与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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