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遗物整理

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遗物整理

 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在国内，遗物整理仍然是一项少见的业务，也没有成熟的方案参考。“国情不同、法律法规不同、对生离死别的观念不同，在中国做遗物整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也无法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

《法治周末》记者 戴蕾蕾

“遗物整理，看似整理的是物品，实际连接的是人生，无论生存还是逝去，物品都是生命与生命对话的一座桥。”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公开活动上，西卡这么介绍自己的工作。

西卡是一位家居整理咨询师，也是一位遗物整理师。

2021年，她在上海创建了国内首个专门提供遗物整理和生前整理服务的品牌“宅疏一日”。

此前，她在遗物整理领域探索了两年多，跑过墓地，去过殡葬机构。

2020年春天，西卡前往武汉为在疫情中失去亲人的家庭整理遗物。这段经历成为纪录片《断，难舍离》中的重要部分，打动了许多人。

“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遗物整理？”

从武汉回来后，西卡的脑中一直萦绕着这个问题。

在国内，“死亡”和“遗物”常常被认为是“晦气”“不吉利”。因此，对于逝去亲人的遗物，很多人的处理方法是“烧一烧”“扔一扔”。

“我们好像习惯于只把不动产和银行存款、基金股票之类的动产当作重要遗产，其他物品就毫不在乎。但物品背后是有情感逻辑、有思考的，传达着一些爱。你不去整理，就不能接收到这部分爱，有些东西也就这辈子都不知道了。”西卡说。

譬如，那个去住院都不忘带上一沓乐谱的老爷爷，花不少钱买了一堆乐器。一辈子只跟妻子讲过一句告白：“我只说这一次，我还是很喜欢你的。”西卡在武汉做他的遗物整理时，他的老伴拿起扫把扫地，扫着扫着，说了句，如果他还在，会抢过来做，绝对不会让我来扫地的。

西卡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国内，遗物整理仍然是一项少见的业务，也没有成熟的方案参考。“国情不同、法律法规不同、对生离死别的观念不同，在中国做遗物整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也无法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

民法典实施后的第一个遗物整理业务

在武汉为感染新冠肺炎的逝者整理遗物后，西卡没有接到更多遗物整理的案子。直到2021年7月，上海的一家公证处联系西卡进行“遗物清点”工作。

这与民法典确立的遗产管理人制度有关，遗产管理人六项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中第一条就是“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

逝者是87岁的漆畹生先生，他没有儿女，生前决定把自己的晚年生活和身后事托付给照顾自己的护工小翠（化名），并通过“遗赠扶养协议”将自己的房子以及其他财产遗赠给小翠。

老人去世后，小翠辗转找到了公证员季晨（化名）所在的公证处。因为她需要公证部门去确认她已经履行了扶养义务有权利接收遗赠财产，并向公证处申请为她出具“取得遗产公证书”，以此办理老人遗赠给她的房子的产权转移过户。

季晨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这个案子中，作为保管遗产的小翠被视为“临时遗产管理人”，有权履行“遗产管理人”的法定职责。

由于目前专业的遗物整理行业还没有形成，也没有相应的市场规范，但漆畹生遗留的财产种类繁多，还有很多财产在哪里，小翠也不知道，是不是漆畹生的也不确定，而且漆畹生的家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他的法定继承人中是否存在“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遗产必留份权利人”，小翠更是不了解。

因此，公证员告知小翠为了保证她制作的遗产清单的准确性，应当由专业的遗物整理师介入。

季晨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一般家庭的遗产继承并不需要清点遗物，因此也并不需要整理师的介入，但在遗赠、继承人下落不明、无人继承、遗嘱信托、保障弱势继承人群体合法权益等特殊情形下，才会有针对性地委托专业整理人员参与遗产的清理。“进行遗物清点的主要目的是清理遗产和寻找遗产、继承人线索，准确制作遗产清单。”

“这是民法典增加遗产管理人制度后，首次在清理遗物中委托专业人员对遗物进行清点整理的案例。”季晨说。

在整理现场，西卡快速地翻开物品，报出物品的名称、数量，由一旁的助手迅速在电脑中录入。与武汉更倾向于情感上的遗物整理不同，漆畹生的遗物整理则是为了清点遗赠中所述遗产，查找是否存在“遗产必留份”继承人的线索，保证遗产处理更公平、透明、合法。

因此，西卡有格外需要注意的方面，比如遗物中是否有具价值的证券、收藏品等，是否有老人的信件、日记等，这些都是在公证员的监督和要求下完成的。

近12个小时的清点工作后，西卡他们整理出一份五十多页的遗物清单。更意外的是，他们从漆畹生与远在北京的弟弟26年间的63封通信中，发现老先生还有一位在世亲人，一个叫“小明”的自闭症侄子。（详见《63封家书牵出一个自闭症孤儿》，2022年2月24日《法治周末》2版）

“其实随着我们国家的老龄化和少子化，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西卡认为，除了遗产管理人这个概念以外，民法典还涉及遗嘱信托受托人、遗嘱监护人等数个概念，是一套新的遗产继承与管理的制度。它会衍生出一些新的职业，比如社会监护组织、遗物整理人。

“让活着的人更好地活着”

“除了做一次整理，我们还能为小明和两位漆家老人做些什么？”

获得委托人许可后，西卡牵头办了一场名为“来信”的遗物展，展出漆家兄弟的家书，让他们和他们背后的千千万万个自闭症家庭孤独困苦的呼号被社会听到，也通过展览义卖，为关注小明等自闭症孩子的公益组织募集资金。

为了展览，她编写了一本名为《生前整理笔记本》的小册子，其中的内容涵盖个人信息、资产、医疗、遗嘱、身后事五大板块。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理念。

提倡这种理念是因为西卡在做遗物整理过程中发现，来委托的人都有个共性，“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从20岁到100岁，不管他们走过了多少岁月长河，面对我时反应都差不多，茫然、无助。他们不知道未来怎么面对离开这件事，也不知道离开之前要做什么。”

这时，西卡就会向他们抛出一个问题：“促使你找到我的****动力是什么？”

回答五花八门。有年轻人说自己特别难过，心情已经连续低沉好几个月，不知生活如何进行下去。也有委托者认为自己已经走出困境，希望通过整理遗物纾解家人的悲伤。还有老人年龄大了，没有其他家人，问西卡他能在生前做些什么。又或者，老人去世后，家中子女找到西卡，想知道老人遗物有多少，方便分割。

一般听完委托人的回复，西卡心里已经有了底。

如果是情感寄托类的遗物整理，她会花大量时间和家人沟通，一件一件确定遗物的处理方式，尤其是照片、日记、信件等珍存了过往记忆的物品，西卡会特别注意。如果是偏法律类的遗物整理，她则会更侧重于遗物清点，将每一项都仔细地记录在案，甚至不用移动全部物品。

在西卡看来，“遗物整理”是一个很宏大的概念，它不只指向“身后”，也应指向“生前”，涉及到社会学、医疗保险、财产分割等多个领域。

《生前整理笔记本》主要是基础的信息填写，比如银行卡账号、保险单号、日常生活缴费记录、饮食习惯、兴趣爱好，以及过往的医疗记录等。还有一部分则引用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我的五个愿望》，主要是表达自己的医疗意愿，比如在什么情况下要或不要哪些医疗服务。

填写这些信息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连西卡这样的整理高手也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来填写，而且填完之后全身疲惫。

在遗物展中间，有自闭症孩子的家长找到西卡，了解生前整理和遗物整理。

还有一些大龄自闭症孩子的家长通过为小明捐款的方式拿到了《生前整理笔记》，“正在尝试着接受离去的必然，每一天都做一点准备”。

“不只这些家庭，我们国家有这么多残障人士和心智障碍人群，还有越来越多独自生活的老人和年轻人，他们都可能需要这样的帮助。”西卡说。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财富的不断增加，财产种类也呈现多样化，围绕遗产的保管、分配和传递等产生的法律关系日益复杂，家庭遗产处理问题越来越突出。遗产管理人在处理遗产的过程中，有遗嘱规划和没有遗嘱规划，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成本费用截然不同，没有规划甚至可能导致惨痛的财产损失。

西卡说，有些委托人家庭还会在遗产分配时遇到困扰，逝者没留下遗嘱，亲属不清楚其具体财产明细和债权债务。

因此在谈到遗物整理的意义时，季晨和西卡不约而同地说：“让活着的人更好地活着。”

在协助逝者家属整理庞杂的物品，进行遗物清点工作后，他们更倡导的是生前整理、生前预嘱。

关于数字遗产的困惑

在西卡做遗物整理的过程中，又一个困扰她的问题就是关于数字遗产的界定。

常有委托人会给她一部手机说，你能帮我把这里面的内容整理一下吗？

她为此还和自己的伙伴在B站上发了一个名为“遗物整理师和你聊一聊数字遗产”的短视频。

“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无论是与同事的工作交流、与家人的情感沟通、或是闲暇时记录的文字、照片和视频，这些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它们能不能被当作遗物、遗产被清点被继承呢？”西卡说。

据了解，数字遗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数字资产，即可以换算成具体资产的内容；另一类则是具有人格属性的数字遗物，如社交账号里的朋友圈、聊天记录、相册等。

西卡告诉《法治周末》记者，2020年年底，B站发布公告称，对于不幸离开人世的B站用户，将在取得其直系亲属确认和同意后，将其账号列为“纪念账号”并加以保护，“B站已经是走得很前沿了，但也仅仅是纪念账号而已”。

至于微信账号，根据《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以下简称《微信协议》），微信账号继承不能实现。《微信协议》的7．1．2条提到，微信账号的所有权归腾讯公司所有，用户完成申请注册手续后，仅获得微信账号的使用权，且该使用权仅属于初始申请注册人。同时，初始申请注册人不得赠与、借用、租用、转让或售卖微信账号，或者以其他方式许可非初始申请注册人使用微信账号。非初始申请注册人不得通过受赠、继承、承租、受让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使用微信账号。

《支付宝服务协议》中则提到，用户标识和账户仅限本人使用，请勿转让、借用、赠与、继承。

这也意味着清点遗产整理遗物时，这些账号是不可以被算进去的。

陈凯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在实践中，网络平台通常都会在用户协议中写明“××账号使用权仅属于初始申请注册人，禁止赠与、借用、租用、转让或售卖”。在这样的条款之下，个人对于其社交账号、游戏账号、装备很难享有一种类似于房屋所有权那样的绝对权、支配权。

国外的互联网公司大都把数字遗产的选择权交到了用户本人手中，“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也能有更多的选择呢？”西卡说。

【纠错】编辑：贾方